中宏網北京8月19日電《國際金融報》今天刊發文章《貿易戰沖擊全球供應鏈，中國以靜制動》。中宏觀察家、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張茉楠在接受采訪時強調，中國應從單純依靠“全球價值鏈（GVC）”模式，向“全球價值鏈與國家價值鏈（NVC）互動”相互協作的模式轉變，這也有利于減緩國際貿易沖突，以提升中國制造業價值鏈。
中新社圖
文章指出，供應鏈公司LLamasoft曾做過一份調查，即美國若向中國征收25%的關稅，美跨國企業會受到何種影響。結果顯示，如果將部分采購和制造環節從中國轉移出去，各行業總成本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服裝行業總成本會增加11%，汽車行業增加4%不到，電子行業增加2%不到。
供應鏈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意味著什么？
在國際貿易局勢越發緊張的今天，大國間的競爭已不僅限于技術和資本，更包括價值鏈、供應鏈和產業鏈的控制能力。
美國通過對國內制造業的減稅，以及對原材料和進口產品的增稅，對全球供應鏈的成本結構造成了影響。而這種影響還在繼續。
據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辦公室8月15日消息，針對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布將對約3000億美元自華進口商品加征10%關稅，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有關負責人表示，美方此舉嚴重違背中美兩國元首阿根廷會晤共識和大阪會晤共識，背離了磋商解決分歧的正確軌道。中方將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美國商會認為，美國政府不斷升級的貿易戰，將導致美國企業和民眾的消費成本上升，削弱美國的經濟活力。
對許多美國公司而言，重新配置供應鏈將需要數年時間，許多制造商將被迫建立雙重供應鏈，這將增加成本，降低利潤。考慮到全球供應鏈的現實，許多公司有理由擔心，此舉將導致美國制造業的凈損失。
對中國而言，貿易摩擦可能會促使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全球價值以及供應鏈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對自身進行調整。
“近岸采購”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GI）發現，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在其研究的17個大型行業全球價值鏈（GVC）中，有16個一直處于收縮狀態。在2007至2017年間，雖然全球貿易絕對值在持續增長，但在同一批價值鏈中，出口占總產出的比重從28.1%下降到22.5%。
也就是說，貿易強度下降，全球供應鏈也在“縮水”。
越來越多的公司不再“不遠萬里”進口貨物，轉而在主要消費市場附近采購。正如《經濟學人》所指出的，從東歐和北非為歐盟提供服務，或從墨西哥為美國提供服務，這種現象被稱為“近岸采購”。
究其原因，多數人認為是由關稅等政治因素引起的，但其實，這背后有更深層次的“長期趨勢”推動。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以往拉得過長的供應鏈雖然可以降低商品價格，但存在很多風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機械與航空工程學院高級講師陳松林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通信高度發達的今天，供應鏈企業會迅速傳導關于質量、環境、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問題，從而影響產品定位和整個企業的形象。
就風險而言，目前大多數跨國企業都不知道自己二級以下的供應商是誰。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案例：2011年日本海嘯之后，一家全球半導體巨頭曾試圖確定第三、第四層級供應商給自己帶來的風險，但100多名高管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才弄清楚自家龐大的供應商網絡中到底有哪些公司。
陳松林指出，“供應鏈的核心就在于，多個企業通過‘協作生產’的方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供應鏈越長，也意味著時間和空間跨度越大，管理復雜性也越高。所以縮短供應鏈，其實有助于提高企業對整個供應鏈的可視度和管控能力。”
另一方面，服務業的崛起也在不斷推動著供應鏈的變革。
“這一點在發達國家尤為明顯。很多傳統制造業企業都在向服務業轉型，而服務業的核心特點之一就是‘本土化’，所以要求企業與客戶保持密切溝通，并對客戶需求作出快速響應。也就是說，供應鏈要盡可能地向客戶靠攏。”陳松林說。
除此之外，技術也在發揮重要作用。像AI、需求分析等技術為更短、更智能、更加由需求驅動的供應鏈提供了良好的技術支撐。而3D打印的崛起，也在某種程度上為傳統的低成本“離岸供應商”（相對近岸采購而言）節省了成本和時間。
“產業流動”
目前，全球產業鏈的大體格局是以北美和歐洲為主要市場，以中國、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亞洲國家為主要制造基地，以中東、南美、非洲、俄羅斯和澳大利亞等為主要資源供給地。
然而，今年4月，美國貝克·麥堅時國際律師事務所在對亞洲地區600家跨國公司的一項調查中發現，有近一半的公司都在考慮對其供應鏈進行“重大”變革，超過1/10的公司打算“推倒重來”。
這意味著，許多公司開始重新思考亞洲國家在采購中所扮演的角色。
《經濟學人》指出，在眾多行業中，受貿易下降幅度影響最大的，當屬交易量最大且復雜的產業，如服裝、汽車和電子產品。那么，假設企業會完全按照經濟邏輯，將一部分采購和制造從被征關稅的國家轉移出去，結果又會如何？
供應鏈公司LLamasoft曾研究了美國在對中國征收25%關稅的情況下，其本土的服裝、汽車和電子行業跨國企業可能會受到的影響。總體來看，“近岸采購”將對這些跨國企業產生正負兩方面的影響。
由于縮短供應鏈會降低整個供應鏈的平均周期，所以對跨國公司來說，“近岸采購和制造”可以降低庫存和物流的成本。但另一方面，將市場轉移出中國，服裝、汽車和電子行業的制造成本均會出現20%以上的大幅上升，其中，以電子行業最為明顯。由于其他海外市場的電子產品制造成本明顯高于中國內地，所以即使只是適度轉為“近岸采購”，也會導致制造成本上升28%。
綜合正負兩方面影響，如果將部分采購和制造環節從中國市場轉移出去，各行業總成本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服裝行業總成本將增加11%，汽車行業增加不到4%，電子行業增加不到2%。
在全球供應鏈出現萎縮的同時，中國內部的產業鏈也在悄然發生變化，主要體現在中國內部的“產業流動”，以及轉移低端制造業兩個方面。
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企業研究部主任、高級研究員李江濤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一方面，由于環境治理力度加大，人工成本提高,國內的制造業出現了從發達地區向相對欠發達地區轉移的‘產業流動’現象。如從江蘇的蘇州向蘇北、廣東的東莞向江西、浙江的經濟向周邊擴散，很多產業也在向河南、西安、寧夏、東北轉移。”
“而另一方面，目前中國加工制造業也在從產業鏈低端向高端轉移，并且這種整合的步伐在逐漸加快。所以我國現在也會從東南亞、非洲采購一些商品，來加強供應鏈體系的構建。”李江濤說。
基于以上兩點，李江濤認為，大國之間的貿易爭端只是加劇了中國產業轉移的步伐。
陳松林也表示，“其實無論是否有貿易摩擦，中國都會在全球產業鏈中調整自身的位置。中美貿易摩擦只是加速了這個過程，同時帶來了一些不確定性和風險。”
“以靜制動”
不可否認的是，目前的世界市場仍然由跨國公司主導。對跨國公司而言，重置產業鏈不僅涉及關稅，還要考慮物流成本、基建、供應鏈、配套產業的完善和成熟度等問題，所以重置的成本較高。而由于中國擁有熟練的工種和優良的基礎設施，可以說仍然是一個優秀的“制造工廠”，所以在短期內，跨國公司大規模撤出中國并不現實。
但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張茉楠看來，中國仍然應當“未雨綢繆”采取措施，為中國贏取部分應對的時間和戰略主動權。
首先，就是“中國制造”要如何實現自身發展和認清角色的問題。
李江濤指出，從華為的事件可以看出產業規劃與整合的重要性，在宏觀層面，應加強對芯片、裝備等重大領域的引導和產業整合。而在微觀層面，企業的創新應向日本、以色列、德國學習，通過構建大量在“較狹窄領域”的“隱形冠軍”，來夯實中國科技創新的基礎。
另外,在金融方面也要加大對制造業的扶持力度。李江濤表示，“隨著中國科創板的推出，這一措施的效果會更多地體現出來。”而在人才培養方面，一方面要加大高端人才的回歸，一方面通過職業教育和培訓，促進制造業“基礎水平”的提升，另外，還可以通過發展人工智能、互聯網、工業機器人，推動對職業的改造。
“總體來看，中國制造業需要在高端制造業方面培養競爭力，這需要勞動力裝備的提升，以及物流、科研、相應產業鏈的小微服務等周邊生態和服務體系的構建。未來的‘中國制造’應當扮演‘引領世界制造業升級’的重要角色。”李江濤說。
其次，就是國際和國內市場的轉向問題。據麥肯錫預計，到2025年，新興市場將消耗全球近2/3的制成品（中間制成品、資本品），其中包括汽車、建筑和機械等產品。也就是說，隨著新興市場規模的擴大和生產網絡的演變，中國未來的外部需求將不再以發達經濟體為主。
所以張茉楠指出，中國應加快推進同其他經濟體的雙邊或多邊自貿協定，參與推動國際貿易和多邊新秩序的建立。“在升級已有各類FTA的基礎上，應加快推動RCEP、中日韓自貿區協定、中歐BIT談判、中歐FTA可行性研究，以及WTO的現代化改革。”同時，依托經貿合作區、跨境產業集聚區、自由貿易區等，重構“一帶一路”供應鏈。
而在國際上展開廣泛合作的同時，也要避免忽略國內市場的需求。陳松林認為，短期內刺激內需可以解決一部分產能過剩的問題，而在長期，中國應有一個強大的國內消費市場，建立以“自主知識產權”為主的國內產業體系。
在張茉楠看來，中國應從單純依靠“全球價值鏈（GVC）”模式，向“全球價值鏈與國家價值鏈（NVC）互動”相互協作的模式轉變，這也有利于減緩國際貿易沖突，以提升中國制造業價值鏈。
不過，對眼下的中國來說，最具實際意義的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財經評論員劉艷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面臨不斷升級的貿易摩擦，中國應當“以靜制動”，不因別國的善變而自亂陣腳。
“在冷靜看待國際局勢帶來影響的同時，還要保持‘中國制造’原有的素質和產品質量，不能丟了‘質量’這個‘看家本領’，繼續把內部實力維持好。通過從容應對此次增加關稅的穩健表現，獲得全球其他國家的訂單。”劉艷說。
